趙雲 x 阿果 x 譚蕙芸 x 鄧鍵一 | 在黑暗中看見彼此:流行文化裡的情感與創傷書寫

香港在過去一年最重要的一項文化現象是一隊叫MIRROR 的樂團粉絲。首獎得主趙雲本身是資深供稿人,同時亦是鏡粉。她作為鏡粉,又同時以非常嚴謹的社會學方法和非虛構寫作的方式,去嘗試了解到底為甚麼在此時此刻此地的香港,會有這樣狂熱的流行文化社群粉絲現象,從未成為過偶像團體音樂愛好者的她,又是怎樣入坑成為鏡粉?她自己也是自己的觀察對象之一。在這篇講座記錄中,作者趙雲講述在寫作中怎樣去捕捉這樣的文化現象,中間又隱藏了大量的情感或創傷的密碼,跟這個城市的命運息息相關。

【講者】

趙雲:「在場」獎學金一等獎,《在未知中同行:MIRROR歌迷的連結》作者

譚蕙芸:獨立記者,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

阿果:專欄作家,香港流行文化書寫者

鄧鍵一:香港恆生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 趙雲《在黑暗中看見彼此:流行文化裡的情感與創傷書寫》

他們是2021年初開始爆紅,為甚麼會那麼多人談論呢?這與十年左右的「廣東歌已死」背景有關,就是沒有人再聽廣東歌 。我覺得一個很好的故事可代表這時期,是我從訪問聽來的。受訪者曾經問同學,「AGA有新歌了,你聽過沒有?」她的朋友問她 :「這個年頭你還在聽AGA?」 她很驚訝地發現,原來香港人會看不起香港人聽廣東歌的。香港也跟亞洲其他地區一樣,很喜歡韓流。所以很多人會說陳奕迅是香港最後一位巨星了。這個背景下,我們大概就了解為甚麼MIRROR 的出現是那麼令人驚訝了。其實可以把他們列為大齡男團,他們在2018年出道時已經是 19至30歲了,有一個成員今年已經 34歲了,不像大陸時代少年團 ,都是十來歲而已,我們是在追一個中年男子的團。

如果你不喜歡MIRROR的話,在香港會活得蠻痛苦的,因為你走在街上,全部都是他們的廣告,或一些粉絲的創作(應援)。你現在去銅鑼灣,在最多人的百貨公司外,360度看一下就能看到 5個他們的廣告。另外,這幾天鏡粉都很痛苦,因為 7 月底他們會舉辦演唱會,但每人都在經歷非常痛苦的4天的買票輪迴 。大家都很憤怒,經理人公司為甚麼讓粉絲買票都那麼困難。

我覺得我們不能孤立地看MIRROR,因為同時廣東歌復興的現象,我先不說那個《聲生不息》的節目,我覺得要先去理解何謂復興。因為過去十年我們最常說的是甚麼時候去日本或東京,櫻花甚麼時候開。但最近大家會談論你有沒有看(音樂)頒獎典禮,那個歌手得獎時說了甚麼。我們過去講流行文化經歷的分眾現象,你在全球的文化超市中,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每個人聽的都不太一樣,不知道對方在甚聽甚麼。復興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示是,大家聽的音樂開始重疊,我們可以溝通了。

有很多人對MIRROR 現在為甚麼這麼紅有一些看法,有人說是時勢造英雄,是香港的環境讓他們紅起來,不一定是他們個人的才能,我最後會說這個問題。但不能忽視的是,甚麼政治立場的人都會同意,我們傳統的公民社會,在過去兩年內崩潰了。包括反對派的議員,媒體,政黨,工會,都沒了。那然後呢?沒有這些會不會有一些新的東西?

寫流行文化 ,可以很容易,也很困難。容易的是因為每個人都會講,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一些看法,這就是流行的本質。我舉一些例子,一方面是比較負面的看法,「他們都是虛火,不能成就香港樂壇」。現在很多很明顯的講法就是「追星和聽音樂就是逃避現實」,因為香港現在太痛苦了,所以人會選擇逃避現實。也有「娛樂至死」,這是一本書的書名,但書的內容其實並不是大家所說的意思。很多人也會批評MIRROR技藝水平不足,要娛樂為甚麼不看BTS?BTS跳唱都好得多,為甚麼要喜歡MIRROR? 另外,追星這件事本身就有很多負面、污名化的標籤,「你是不成熟,才會瘋狂地沉迷。」最後一個是我上星期去一位MIRROR 成員的相片展覽活動,聽到一個男人說「這樣跟在街上手拿著一個吹氣公仔沒分別。」就是說女粉絲在公開意淫這個男生。

另一方面,很多人都嘗試分析MIRROR 的興起是怎麼樣的。是本土意識嗎?是香港人身份的失落嗎?所以找一些東西去寄託嗎?是因為疫情大家不能去旅行,不能飛去韓國看BTS嗎?也有人說是因為看到他們的優點,就是他們很真誠,真誠到你會看到他們很多的缺點。粉絲會覺得是好事,也是看到他們的作品都蠻有想法的,就是跟以前的K歌不一樣,會觸及自己內心的黑暗面、世界和平、網絡暴力。

我的問題是,以上的講法對不對呢?我覺得,可能每一個人的講法都對,但當中忽略了一些細節,要看到全景靠近真相,就是要看到這些細節。

「為甚麼鏡粉去追星」,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疑問。很多人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都會研究粉絲跟偶像作品的關係,這是第一個面向。 。但我比較關心的是第二和第三個面向。我發現裡面很多有趣的東西都是在偶像不在場的時候發生的,粉絲會一起聊天,一起跳偶像的舞,一起看偶像的電影,一起慶祝偶像的生日,雖然偶像並不會在當中,這就是粉絲之間網狀的連結。因為科技,我們除了可以實體的相處以外,在網絡上也會有很多交流,譬如每一個鏡仔會跟粉絲有一個telegram group,每一個大概有 2-3萬人,每一秒都會有訊息,另外也有很多IG 的page,是粉絲創作的,交流的地方。

第三個面向,粉絲跟粉絲之間的網狀連結,是在怎樣的一個脈絡之下產生呢?要閱讀這個是有點難度的,因為訊息量實在太多了。當中表達了怎麼樣的感情呢?

看文化的話很多人習慣看文本,看生產的方式,還有猜想偶像和作品的原意是甚麼。但對我來說,我有興趣的是當中的情感,情感是我們理解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又很細微,我是想要在香港現時狀態下看這個情感。現在看面書的話都沒甚麼可看,因為大家都不再表達自己。一方面可能覺得有風險,另一方面是不知道該說甚麼。加上公民社會瓦解,現在社會是寸草不生。所以在這個背景下,我從鏡粉的連結看出甚麼無法言說的情感?

這就是我的問題意識。對我來說,問題意識明確的話,可能作品還沒寫好就成立了一半。

我是一個鏡粉,又是研究者,我每天都在掙扎在兩個角色中。我受過社會學的訓練,我很習慣用這種視角去質疑自己的想法和行為 。所以我一開始不明白為甚麼人會追星的時候,我第一時間是用社會學去想。我在當中有三個角度,第一個是第一身的角度,是由自己開始,如果我是這樣想的,那其他人會怎麼想的。我會是一個導遊,帶領你去進入 我視角的花痴的世界,問為甚麼那麼多人會花痴?這個好處是有一定程度的self-reflection (自省),從講故事的角度會好看。

而且進入粉絲的身份當中,會比較容易去閱讀空氣,海量的資料到底在講甚麼,特別是鏡粉有那麼多的資料。我要做 focus group,有一次在我做完一次後,我的學術顧問 Gary說幸好我在場,因為剛才他們談的某一首歌的意義時,其實他沒有聽過那首歌,你應該要知道某程度的insider information才可以做這個研究。但不好的方面是我可能會比較主觀,也會有很多情緒起伏。我平衡自己主觀問題的方法是採用社會學的方法學。我舉辦符合學術規範的 focus group ,接觸了五十多個的鏡粉,好處是有一定的嚴謹程度,可以平衡,但不好的是寫學術報告會影響閱讀故事的趣味。 我不斷地調和當中的角色,我覺得這是最難的部分。

Focus group有八組,是基於他們不同的身份組成。問題分為兩組,一組是相同的,比如入坑的過程,挑兩首他們最喜歡的廣東歌,或看麥當勞廣告的圖片,因為麥當勞是中資企業,有些人會不喜歡。另外一組的問題會不一樣,譬如在男生的一組,因為追男團大部分都是女生,我會問在公共地方展示他們的affection (情感)會不會害怕。IG 或Facebook版主的問題則是,他們的追蹤者有二萬人以上的時候,怎樣去monitor (維持)群組,調和當中的討論。最有趣的是同一問題,他們的答案會有細微的差別,但大方向上沒有甚麼差別,我也疑惑,這些人追星真的都跟社會變化有關嗎?會不會只是單純追帥哥,我會不斷自我質問,是不是有取樣偏差。每個人都會提到社會運動的創傷,跟他們追星的關係。他們說的方法是不一樣的,年輕一點的一組,和大量閱讀新聞的那一組,在受訪十分鐘之內就會提及這一點。他們比較直接,會說自己或朋友曾經參與社運,他們的憂鬱也直接。但是在媽媽的一組就不同,因為她們通常是在新聞上看到社運畫面令她們有創傷,亦會在訪談後期才會提及。 新聞閱讀量較低的一組也會提到創傷,但他們花更多時間說在追星的過程中怎樣被人與人的互動治癒,有些不一樣。

我最大的感覺是覺得他們很抑鬱,不開心,另外我對他們那麼容易就掏心掏肺去說出自己的感受感到驚訝。focus group 的設計是把6個不認識的人放在一起,常理來說,你不會隨便在陌生人前說很私密的感受,但他們很容易就說出來,有很多組別都會哭起來,這是很少見的,尤其是現在的香港,在陌生人面前不太敢分享有關運動的參與。

我們設定問題時特別小心,沒有主動提起社會運動,但他們自己會提,這是我比較震撼的一點,他們那麼願意與其他鏡粉分享這麼私密的感受,他們會主動提及這一點令我更確定,流行文化、追星不是只用來逃避現實,所以我會說是盛載現實。

我聽到最多的詞語是「放棄」,我問及甚麼情況他們會脫坑,很少人說不會脫坑,只有少量會說自己是死忠粉,大部分人都有提及政治價值觀的問題,特別是如果有一天MIRROR的基地搬離香港,譬如北上時,那他們的用詞就會比較強烈,例如「你放棄我,我都會放棄你」。很容易會用到離棄、放棄、捨棄等詞。 另外一種是說如果MIRROR這樣選擇, 我會接受但不會再那麼投入,所以他們的愛是有條件的。

另外很常被提及的是 「真誠」,如果看鏡粉讚賞MIRROR 的用詞,最常出現的一定不是唱跳好,而是他們很真誠很善良。對個人生活和作品的真誠,有一些歌提到要挑戰舊的權威,他們希望偶像要做到跟作品的意思相同,這是他們口中的真誠。所以MIRROR 不需要完美,鏡粉是要跟鏡仔一起走一條成長的路,特別是他們從真人show形式的選秀節目出道,節目中看到他們遲到,不合群, 大家都是由失敗者開始。我的感受是,這些跟以前香港黃金時代重視的特點不一樣。以前 90年代很提倡「醒目仔」,以前不會讚賞周星馳很真誠的。

另外focus group 為甚麼有那麼高度的信任呢?如果大家同樣是鏡粉,你會知道大家有共同點,這是社群很基本的東西。我的文章提及廣東歌的共鳴,他們覺得好的廣東歌都是勵志,但勵志是要承認現在是很不好的,人不一定可以成功,不一定能勝天。要承認創傷而不是一直覺得自己會贏,不是《紅日》的那種情緒。可能會失望,當中的失望是夾雜著對distant future(遙遠的未來)的希望,也許不能短期內解決問題,但我們可以陪伴大家。另外一部分是關於鏡粉的線下連線,比如是偶像不在場的生日派對,他們很high,那種high是很享受當中的創造性,就像寫作或畫畫一樣,是人類最基本的需要,是很小的事情,但滿足蠻大。同時粉絲的社群亦會有很多限制,首先內部會有很多派系,會爭吵。12個人有12種不同的粉絲會互相攻擊,即便是同一偶像的粉絲也會互相攻擊,也有網絡暴力的可能。

最後就是資本,資本下會允許怎樣的創作和能動性呢?譬如說買不到演唱會票,是因為主辦單位把一半的演唱會票分給老闆,即是李澤楷的其他公司。要得到演唱會票,你得先買很貴的保險或寬頻套餐。資本操作的因素是很重要的,亦因為這個演唱會背後的資本操作令很多鏡粉在這兩星期都說要脫坑。這不是他們唱歌好不好,而是因為老闆很貪心導致。

這就是社群的雛型,有凝聚力,但能不能成為一種activism (倡議力量)呢?我是帶有疑問的。

到掙扎部分,我每一分鐘都在掙扎。知道我得到這個獎的時候是一月底,剛好那時香港有第五波疫情,採訪不能做,MIRROR的公開活動也沒有,想通宵排隊追星都不行,我在4月 21日第一次做focus group,在兩三個星期就寫出來了。

最大問題是我怎樣去調和粉絲和研究者兩個部分,粉絲會有自己的道德倫理,天職是去保護偶像。我有時會想怎樣可以超越那些一開始提及關於MIRROR熱潮的general statement(粗略的說法),譬如是逃避現實,我會搬一些概念化的學術理論出來,讓自己在過程中不那麼心虛。我下筆的時候又要把多少自己的故事放進去?這是很大量的情感勞動,這真的跟我在飯圈的經驗是相關的。我文章有提及是,當中有一兩個星期,我完全不想寫,去西貢看海了,因為我在網上寫MIRROR的文章,只是有兩、三個比較負面評語,我就很沮喪,也感受到我在公共領域是不安全的。所以每一天都在不同的感情和角色之間中掙扎,現在我還不知道成果出來後的反應,但我有寫出來就已經很好。

  • 「在場」討論:趙雲 & 譚蕙芸 & 阿果 & 鄧鍵一(Gary)

譚蕙芸: 跟粉絲研究者的心理壓力有關,因為討論普及文化的時候,所有人都有話語權, 他們覺得自己比你更了解。這是很慘的,我要為她說聲公道的話,研究鏡?MIRROR?不會吧,大家對專題題目是期待一些很爆炸性的,要偵查的,因為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周潤發,所以我很感同身受,因為周潤發是香港所有人都知道的明星。所以我能夠理解他要用理論來作保護的心態,必須要先說清楚這一點。

我看文章時一直有跟她交流,最打動我的是focus group的內容,看到人的力量,聽了也覺得很感人。我覺得有幾句說話很感動,有些會令人會心微笑,有些鏡粉會一起承認偶像表現是差的,這個心理狀態真的很奇怪。明明是鏡粉,卻會覺得他們品質沒有很好,當中又有BTS粉絲和喜歡另類音樂的人轉投鏡,頗令人意外。我覺得focus group 是很重要的,能讓大家看到當中細緻的情感。

我有一點距離感。我不是他們的粉絲。這種距離感讓我來到今天的討論是舒服的,較為沒有壓力。

但是我覺得趙雲是痛苦的,因為她愛,用她的情感來做很研究很慘的。我用周潤發來研究很慘,因為我也喜歡周潤發,要把自己的情感像種子一樣剝開,拿自己來虐待。當研究者要落場,進入田野,要把自己的情感來玩弄,是很辛苦的。她寫香港人的憂鬱,我覺得關於憂鬱,及以MIRROR作為心理治癒的細節很感人。

趙雲: 剛才Vivian說MIRROR作為一個resilience、 一個韌性的代表,我以為我未做研究之前已經知道的,但有了細節才更加真實。有一個比較深刻的是有一個女生,說運動之後她覺得甚麼都不可以做,連踏出她房間門口半步都不能。她每天都看著那扇窗,想著甚麼時候要跳下去,但MIRROR 令她有動力走出房間去找應援點打卡。這是她唯一跟這世界連結的方法。

譚蕙芸: 我覺得是很誇張的,她已差不多要自殺了。我覺得大部分香港人還沒到這個地步,但你可以想像,很多人是用鏡仔去療傷的。這個例子,鏡是救了他一命,所有人都被打動。很多香港人是以取笑鏡粉為樂的,覺得他們好像很白痴,全世界的粉都活在自己的圈子中,但圈外的人會覺得他們很不正常。不明白為甚麼要奉獻自己的錢給資本家,被人剝削,粉是經常被人取笑的。看完文章後,感受到那種距離感,我們在香港生活也知道他們是用來療傷的,但看到例子,就是focus group的價值,細節很細膩,你會被打動。

另外就是趙雲說到,姜濤那首歌〈Masterclass〉關於年輕人被欺壓的內容。因為我們這些不是建制的人看到鏡仔會作出投射,這就是這篇文的核心,會想問到,在一個沒有 2019 的平行時空的香港,香港人還會那麼喜歡MIRROR 嗎?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2019年加疫情後,MIRROR就紅了。他們作為後2019現象,或許是被觀眾overinterpret(過度詮釋),但因為觀眾有情感需要,就找東西去作為投射對象。MIRROR就像黑洞,吸了很多人的情感。所以我問趙雲一個很關鍵的問題:究竟MIRROR粉絲有沒有建制派?

2019之後以及疫情加上封關,又不能追BTS,MIRROR是ViuTV的產品,他們的急速竄紅,反映到一些觀眾對ViuTV的支持,以及對TVB的反對情緒。我覺得有兩者極端化了,這樣要很小心地說,TVB彷彿代表了建制派,ViuTV 代表了對建制派有所挑戰的價值觀,MIRROR就在這個論述內。這種說法不等於事實,有一部份是一個想像,也許有某程度上事實的基礎。

所以回歸剛才的問題,我覺得或許MIRROR是有建制派鏡粉的,但他們是沉默的。

阿果: 上年2021年時,我和趙雲在觀塘吃飯。我見證到她剛剛說的2019後,我見證一個未進入鏡粉之前的趙雲,那時她說喜歡林宥嘉,然後很自豪地說不明白為甚麼人會喜歡MIRROR,她很自豪地說分不清這12個成員,我很記得那個畫面。之後的事情就是歷史了,親眼看著她入坑,浸在那個情感裏面。

之後那兩個月,不只是趙雲發生這樣的事情,2021年上半年的時候,是有很多香港人一起有這樣的事情。是不是在2019年後,大家一起進入這個狀態呢?

我後來在趙雲的書寫中發現了一些遺忘的片段,為甚麼會喜歡那些歌,為甚麼這些歌會打動到他們。其實跟痛苦、抑鬱和創傷是很有關係的。而2021年和2020年或 2019年最大的分別是,2021年經歷香港公民社會全面crack down(被打壓)的過程,2021年年初,由1月5日開始,有大拘捕,公民社會開始崩潰,大家覺得香港很陌生,大家覺得痛苦,亦不知所措,於是開始聽歌,從音樂取得力量,或從追星那裏取得力量。

大環境的確是發生鏡粉現象。這是一種現象盛載,所以對流行文化的書寫是很重要的, 2021年的背景是很重要的。

昨晚我再看整個故事的時候,我很欣賞作者。剛剛提到的三個身份的拉扯是很難應付的,我認為飯圈文化有時很劣質,但大家傾向把其美好化,很像教會團契一樣,是大家一齊分享同一個信念,但我看文章時卻感到很釋懷。上半部分講好多愛,如何拿到情緒和創傷的力量 ,下部份則是十分血肉和真實,例如Telegram group對於應不應該討論偶像之外的事情,或在爭拗,或是政治上的東西,或是一些公共性的東西大家也有很多討論。

或者再極端一點,說真誠,對於偶像的要求是真不真誠,但對於粉絲自己真不真誠呢?原來首歌不好聽,有進步空間,粉絲都是說不出口的。如果有人提出,就要斬頭的。那個邏輯和課金賣廣告一樣,只可以說正面的一面。那些血肉是真實的,是在報道裏面看到的。

譚蕙芸: 我要稱讚文章最後的部份。是把飯圈負面的東西披露出來,這樣粉絲才立體。最後他是想寫究竟這種組織,有沒有如學術界所說的,是社會中一個健康的抵抗的可能性呢?我感到其實作者做完是有點悲觀的。

趙雲: 我覺得我不是悲觀的。年初一場講座中,澳門學者李展鵬說得很好,他說流行文化的力量就是如此,其他問題就交給其他力量處理。不要預期流行文化可以解決社會問題,或有甚麼subversion(顛覆力量),這是想太多了,可能會有的,但……

譚蕙芸: 但我始終相信流行文化是人民的鴉片,我當年跟馬傑偉研究,一個很classic的討論就是說一直說流行文化跟資本結合,在資本社會中本身的subversion是小的,80至90年代流行文化帶有麻醉性,尤其是在六七暴動之後,TVB就開台了,很多人就被吸納了。也是有培養到許鞍華之類的,有沒有社會性呢?是有的。可能年輕一代不知道,但 70年代的TVB是活潑的,把歐美思潮帶回香港,也會拍到有社會性的片集。這也是《獅子山下》這種電視作品的推出背景,但我論文中也有寫到,當你一開始研究挑戰或另類的時候,又會因為文化產品或明星變得太流行,而被co-opt (收編)成為建制的一部份, 周潤發都有這個成份的,現在周的明星文本算保持得很好的,比起成龍或陳奕迅.....

周潤發的光環仍在,他會在九龍城買雞,他真的在路上跑,在DSE考試時在考生旁跑步再被記者拍下來,那種明星的市井氣息完全是想像不到的,一個巨星還在香港的街上曝光,所以大家會繼續覺得他是香港人,沒有離棄香港。很坦白,明明他已經發達,但他仍會在九龍城買雞,還會搭地鐵巴士,有種庶民市井的味道。

我當時研究周潤發,他都有co-option(被收編)的,以前代表邋遢市井小市民,或扮演不成功的黑社會, 到後來旅遊發展局也找他拍廣告,很幸運的是當時社會不政治化。在廣告中,他在半島酒店喝下午茶說英文。我訪問了一些的士司機是會爆粗的,覺得周去荷里活發展很好,但我還是一個的士司機,坐在大排檔。周的明星文本帶有階級性,由小市民成為荷里活巨星,欺壓他原來較草根的過去。小市民對周這個很溫和的批評,但是要透過很多focus group,仔細研究才能看到。

對於周的粉絲,可能有些人成為中產後會覺得沒問題。我們剛剛在未開始前也在討論點,鏡之後的挑戰很困難。創業很難,但守業很難,現在紅了,會結合大量資本,賣廣告賣到粉絲要一直掏錢,先不用說演唱會那裏的問題,那是一個資本大量結合的結果,粉絲或會覺得難受的。

因為他們覺得把鏡仔湊大,有種感覺是,公司沒有錢推廣他們,粉絲投入大量金錢賣廣告,去捧紅兒子。出錢出力去湊大個仔,最後那間公司再向粉絲收錢,成立一個官方的粉絲會要你加入,外人看是一種很資本剝削性的事件,但也不一定會有演唱會票給你。

未來的挑戰就在於,如何可以紅得來又屬於人民呢?還是香港人的嗎?不是有錢人才可以負擔到,雖然很多粉絲很有錢,特別是某幾個成員的粉絲,你會看到有些是特別有錢,當中亦會有競爭。

阿果:不過我沒有Vivian那麼悲觀。我覺得趙雲的報道有說到這部分的,鏡粉會說他的愛是有condition(條件)的。當中似是一種角力。

譚蕙芸:人民鴉片本質是令你麻痹, 鴉片也有社會作用,在痛苦中令你可以繼續盛載某種社會訊息,但批判性有多強就要看偶像的文本。比如是Serrini 的批判性會比較大,明哥的批判性又更大,他整個的 star text (明星文本)都是 subversive(顛覆原本意義) 的。

阿果: 追星的新世代是多了很多subversion 的,比如柳應廷的 fan club 其中一項應援活動,是將《離別的規矩》做了新的創作,豐富了層次,一方面去鎮痛,另一方面好的粉絲文化是可再生產新的創作,是帶有公共性意義的二創,可連結人的。但同時粉絲本質仍然是盲目維護偶像至千秋萬代的,不是為了公共性。當中是鴉片和公共性的角力。

譚蕙芸:以前香港80至90年代的流行文化是很像鴉片的,尤其是 67暴動之後,有TVB這些大眾娛樂,令人忘記之前 67暴動等問題。這些是有類似的pattern(模式),帶你去一個fantasy(夢幻)的世界。

(問趙雲)那你覺得fans 有沒有意會到自己的能動性?

趙雲: 我覺得他們是很自覺自己有能動性的,我亦同意他們隨意罵人都是一種能動性,我沒有寫下去但亦很重要的一點是,整個參與式文化是怎麼運作的。粉絲不只是接收者,他們亦會詮釋作品。

而他們的詮釋是可以跟偶像(作者)完全脫離的,是二次創作,一直都會有很多fan fiction同人,就像《哈里波特》和《星球大戰》的故事 你不喜歡那個結尾你就自己寫成你喜歡的模樣,加上科技的進步,就變得更容易了。比較多的是fans 會在鏡仔接受傳媒訪問的片段上再二次創作,比如focus 在兩人牽手上再演繹關係,其實只是一種paratext和adapation的創造。另外一點就是他們知道自己「湊大左個仔」,在公司不願意投放資源的時候,花大錢幫他買廣告牌,我最記得一點是,上年(2021年)4月MIRROR有私追的問題,開始影響到他們的工作。姜濤就很有禮貌地出來跟粉絲說:「不好意思,你們影響到我們工作的進度,想見我可以去另一個場合。」我很記得當時有一個粉絲留言說: 「我可以捧紅你,我亦可以踩低你。」

這也是能動性,很簡單地,你不愛就不恨。你沒有能動性你就不覺得你可以影響他。

你看他們創作和活動,組織力非常強,生日應援甚至想出免費請香港人坐電車。這樣創意和組織力是很厲害的。在分享中,因為他們設計的應援小物是免費派發的,比如卡片、杯墊等 ,當然有人出售來賺錢牟利,但大概有一半是免費或只收回成本,只求分享。

飯圈當中當然有惡意,我是帶著批判的態度,但我很享受這種張力。在我一直以來的閱讀和寫作習慣,我覺得最迷人的就是這種能動性,人類如何在各種限制下創造和突破。

飯圈的問題是人類的問題,當然飯圈有其自己的特質,比如資本或者是把情緒放大,但我覺得70%都是一些普遍的人類的問題,如小圈子、派系、公共討論風氣、猜疑、意見不合等。

譚蕙芸: 我覺得香港現在是寸草不生的年代,MIRROR就是一條草,讓香港人覺得有生命力——這是我的總結。overall(總括)來說,我對這現象是 positive 的。用飯圈的幌子讓香港人做到現時公共參與做不到的事情。

阿果:現在這個時期寫香港,像是只能寫MIRROR等流行文化現象——這也是在寫香港人。

譚蕙芸:我認同,有集體性又有公共性,想書寫香港只能寫MIRROR,它只是一個工具、一個器皿去寫香港人。

趙雲: 這個研究我從來都沒有說我寫MIRROR,我是研究鏡粉和香港人。

張潔平: 先回應一開始的問題,有人問,作者如何回應差異反應,指的應該是參加者者吧?你在寫作的時候,在意的是社會科學上的嚴謹性,還是只抓住當中最動人的文學的部分?當中怎樣去平衝?

趙雲: 這也是我其中一個最大的掙扎,我是傾向前者的。我傾向比較忠實的去寫他們的意見,我有刻意把不同的意見放進去,譬如有一句歌詞很多人提及 「大不了死,亦不會避」很多人是覺得跟香港社會有關的,但有一個媽媽因為兒子甚麼都害怕,她則用這句去鼓勵兒子。另外,在我聽他們分享的過程中,我發現他們的分歧比我想像中少很多,一開始我有跟潔平分享,focus group 的內容沒有讓我驚喜的地方,我想聽一些想像以外的想法,但大家的意見都是大同小異,就算用不同的細節或不同階層的語言,初衷都是殊途同歸的。我每一天都問Gary (學術顧問)「你不覺得我們每一天得到的東西都很重複嗎?這沒有問題嗎?」

張潔平:我們來看聽眾的問題。看社會學論文理解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理論,又很貼地的理解鏡粉的思路,你如何遊走在這兩者之間,如何調解?

趙雲:其實沒有調解到。我每一天都覺得自己寫不下去了,我不斷問編輯潔平和朋友,你不覺得我寫的都是常識嗎?潔平說不是,因為你參與很深所以才會這樣覺得。第二是我心很虛,所以在找一堆理論,那一位幾十年前的學者說過甚麼。最後我沒有調解到,但我唯一的方法是回到誠實本身。因為有些寫作者是天才,很有技巧可以補救,但我不是,那我只能夠用誠實跟真誠打動別人。我知道這是個很拙劣的答案,但沒辦法。

張潔平: 很真實也很好的答案,一個作品如果有野心有企圖心,想把微觀的人的故事,和宏觀的社會去觀照,或是用結構分析結合在一起的話,必然會有這樣的張力和分裂的。最終作者能誠實面對自己是最好的,因為你要相信你的存在本身就已經是調和物了。我們現在邀請Gary 鄧鍵一博士,社會科學學者,是每天跟趙雲粉絲大腦對撞的社會學方面的大腦。

Gary:首先要感謝趙雲,因為要是不是她,我難以近距離去接觸粉絲的世界。做focus group其中一個困難在於,你要懂他們的語言,要是不懂的話,是帶領不到討論的。但同時間,正因為我跟鏡粉有某種距離,我的視角可以幫助趙雲去分析。

我想補充少少感受,首先我覺得在我的研究生涯裏,做鏡粉的focus group是做得最辛苦。從來沒有想像過,受訪者一坐下就準備分享情緒。很多focus group 是很拘謹的,但鏡粉的小組很快就會深入分享。他們剛剛自我介紹完就講2019 或其他詳細的事。不知道為甚麼他們很信任對方。大家都只是第一次見面,下一秒就這麼深入地說。我是很驚訝的。他們帶著一種情緒而來,這種情緒有一種複雜性 ,因為香港社會很創傷,每個人在生活當中都感受到的,但是在小組討論中,他們這種創傷彷彿不斷召喚你,一種不斷叫「快來了解我」的感覺 。

首先我想補充關於「逃避現實」,逃避現實一詞很負面,我做完focus group就思考,說人們逃避現實,也要看他們在逃避一個甚麼現實,及背後帶着甚麼動機。從批判理論的角度看,人們逃避的現實可能是資本主義,可能是階級壓迫,一些人會認為逃避這些是不好的。但現在的狀況是,我們知道現實很惡劣,也知道個人的能力很卑微,做不了甚麼,在這種情況下,逃避現實是建立resillience 的方式。

因為現實的不容許,我們只能在其他部分尋求連結,尋求信任和分享。這樣的逃避現實反而有resillience 的意味。

趙雲的(「在場」寫作計劃書)講社會運動的abeyance(休整期) 。abeyance一般來講是在大型運動之後,民間社會在一個比較靜止的時間去維持連繫,維持資源,去等新的狀況出現。但現在香港的情況是 ,儘管仍有很多民間組織去做很多不同的事,但環境一下子變化得很大。這情況下的休整是奇怪的,因為很多組織都不再存在。

我們觀察到,如果民間社會一下子萎縮得很厲害,人們想保持希望樂觀去繼續生活的話,正需要一個逃避現實的環境,亦可以是不同的場合,譬如是回顧香港歷史、 「讀多些書飲多啲水」等等。( 「讀多些書飲多啲水」是香港創作歌手Serrini 的名言)

追星是其中一個場景,而這個情況是比較特別的,因為粉絲們在當中灌注了熱情,而他們的熱情會不斷流轉,產生各種實踐。除了互相分享、信任之外,他們可能在Telegram group有爭論,有時會逼粉絲做一些支持偶像的行為,當中又有很多層次。那個層次豐富到難以言說,趙雲嘗試結合、梳理政治理論和流行文化兩個面向。這是很有挑戰性的工作。

譚蕙芸:可否說一個很人性化,但不是abeyance 的例子:留下來的人。留下來的人在心理上和現實中的痛苦都很大。留下的人與離開的海外香港人是有張力在的,有很多事不能言說的。我作為留在香港的人,唯一可以表達留在香港有一個正當性,就是去演唱會。人性一定有比較的,海外的人就會展示他們的美好生活 ,留在香港有一個唯一的優越感---- 就是去演唱會。

Gary講的是學者的理論,而在我觀察自己則是一個狀況,就是我去多了演唱會,我看書或電影是沒有優越感的。我唯一能向移民群體表示香港仍有美好的東西。

趙雲: 我想回應一下有聽眾問,如何完善問題意識。我覺得要是問題意識成立的話,你已成功了一半。有很多次我覺得自己寫不下去,但冷靜下來我知道我的問題意識定得很準確,那其實已經幫我補了底,文章不會太差,而文章的天花板則要靠我的寫作來決定了。

我不是一個有才能的寫作者,但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我是一個很自省的人。要是我有甚麼想法或感情,我都會退後一步問為甚麼,我不會滿足於「愛沒有理由」的。很多人被問到為甚麼喜歡MIRROR時都會這樣說,我是不相信的。學術理論幫助我很多,我最後沒有把學術理論寫進去,但我至少看了 50篇學術論文和書本章節,沒有這個底氣的話,我不敢寫。我的方法就是不斷看其他人的理論去質疑自己的看法,如果你很相信一件事,你更應該去質疑它。第二點就是我不斷找厲害的朋友來幫忙。我在計劃書中以abeyance 作為切入點和研究基礎,評審有指這個是一個通透的角度,因為每個人都在寫鏡,你要怎麼寫?這個想法是Gary和另一位學者朋友聊天的時候提起的,他們當時不是在說MIRROR,傳統的abeyance也不是用在情感上,是關於公民社會組織的,但我聽到後覺得可以借用一下。我不斷用不同的方法,用很長的時間去思考,我是思考了半年才寫下 abeyance和計劃書 的。所以真的要「讀多些書飲多啲水」,還要跟朋友多聊天。

之前有人問到為甚麼我的IG 帳號不見了,因為當中的情感勞動實在太大了,要寫這個真的消耗我很多的情感。有幾天我unfollow 了很多人。但我還是很喜歡他們的,我的手機桌布還是他們,但我暫時不會再寫,會回去做一個快樂的觀眾,去看一看其他事物。

剛才說沒有放進文章的東西我會放到另一個跟Gary的企劃,焦點不一定是MIRRORMIRROR 而是整個流行文化,大家可以多留意阿果新做的媒體《Wave. 流行文化誌》,大家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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